[2] 参见［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私主体的个人信息处理同样应受比例原则的约束。[46]判断个人信息处理是否具有均衡性，首先需要对实现特定、明确、合理的正当目的所带来的收益进行评估，然后客观评估个人信息处理造成的损害，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损益对比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将取得个人的同意，仅仅作为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一种情形。如果将收集的信息用于合理关联的其他产品或服务，也应当认为符合必要原则。另一方面，必要原则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积极作为，采取必要的组织与技术措施，最大程度保护个人信息，禁止保障不足。应根据不同的情境，尽可能设置特定、明确的个人信息处理目的。[15]同注[1]，Judith Rauhofer文，第145页。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同意和撤回同意的机制。[9]行为主义规制说则认为，抽象赋权会妨碍个人信息的流通利用，应基于具体场景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实施差异化规制。如果对方不给面子，再考虑行使撤销权，这样的先礼后兵比较符合我们传统文化的行为模式，显得较为占理，也较为可行。
经督促，各地均已完成法规修改、废止工作。作为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不论是过去的法律委员会，还是现在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中对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事先尽量排除任何违宪瑕疵，应是其本份和基本工作职责，但这种审查仍然是立法体制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环节。作者简介：马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该做法出发点是好的，但省级人大没有调整基本法律的权限。
④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正因为此，整个社会对人大的审查工作寄予厚望，希望借此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向前迈一大步。2018年更名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其任务之一便是辅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工作，[2]但专门委员会本身不是合宪性审查的主体，不能代替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正如我国著名法学家张友渔教授所说，我国人大常委会违宪也不要紧，全国人大可以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人大选举和罢免它的成员，可以修改、撤销它的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可以制裁。201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公民们通过这一渠道开始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的运转和进展状况，这无疑有利于全社会维护宪法法律尊严，保障宪法法律实施和国家法制的统一。
[10]韩大元：《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同前注[6]，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文。彭真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搞一个宪法委员会就能够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吗？[19]可见当时高层领导经过反复权衡，并不看好宪法委员会的政治功能。4.合宪性审查是否包括审查政治行为？德国式的宪法法院除了审查法律（第一庭）外，还审查一些政治权力纠纷（第二庭），如国家机关之间的争议、总统和法官的行为、选举行为、政党行为等，因而具有法律和政治的双重功能。
实践中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民间的建议权在长期冷冻后终于出现了化解迹象，2017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公民、组织提出的近3000件审查建议开展审查研究工作，对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范围的，在审查研究工作结束后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组织进行反馈。如果真的出现，那就是整个国家出问题了。
经认真研究后认为，这次修法没有改变我国人民法院的性质、地位、职权、基本组织体系、基本活动准则等，修改的内容都是属于补充、完善、调整、优化性质的，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不存在相抵触的情形。（三）审查工作的启动开始注意吸收民间力量参与 《立法法》第99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这五大国家机关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审查提起权，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只有相应的审查建议权，官民不同，内外有别。
而地方性法规有33284部，地方政府规章有29848部。这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立法活动进行合宪性审查的一次最新实践。[33]中国传统文化中上级权威的不可侵犯性也是很突出的，令行禁止，没有商量余地，因而人大柔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恰好说明人大的地位还不够强大，还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此时如果人大不仅行使审查权还动用撤销权，可能得不偿失，自己也理不直气不壮。（三）对合宪性审查主体的文化审视 为什么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立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或专门机关？其中的文化因子是什么？从历史上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已有几千年，在这一差序格局中，所有人都被纳入管制与服从的网络之中，人们习惯于对尊者、权威、上级的服从，不太适应平行、平等的人际关系。3.合宪性审查是否为对规范性文件的全面审查？笔者认为，合宪性审查只是对规范性文件合宪与否进行审查，不是对其做全面审查，因此不应包括合理性、正当性审查以及对文字、格式、逻辑关系等方面的审查。可见人大刚性监督的力度有所加强，目前已建立了一整套工作流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介绍说，如果在督办函限期内还不纠正的，后面还有实地督查、约谈，或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动用撤销权，对违法文件进行撤销。
[37]同前注[13]，朱宁宁文。《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解释法律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1]我国宪法学教材在介绍违宪审查制度的类型时，通常有司法机关审查、专门机关审查和立法机关审查三种，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审查是否能成为违宪审查的一种类型，值得商榷。在这种体制下，民不但不能做主，甚至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如果不守本分地提什么意见、建议，只能是给国家添乱。
这固然没错，但这三者是有主次、有先后、前提条件有所不同的。梁鹰：《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原则和方式》，载《学习时报》2018年12月24日第A3版。
我国目前的合宪性审查主要是发挥其法律功能，不涉及政治功能，这与我国上世纪80年代讨论（仅仅是讨论，不涉及实施）的违宪审查有明显不同。2018年修宪时，第44条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名称上第一次出现宪法一词，是为实施合宪性审查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此外，与德国模式以及我国上世纪80年代讨论的违宪审查明显不同的是，目前的合宪性审查只是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并不涉及国家权力之间的纠纷裁决。参见《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40-45条。
[31]程姝雯、王秀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违法文件发出纠正督办函，合宪性审查已箭在弦上》，载《南方都市报》2018年2月28日第6版。向有关副委员长汇报，大意是不能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只理解为投稿自由，这与宪法规定不一致，但又很难办。
摘要: 与国外的违宪审查制度不同，在我国的合宪性审查中，国家立法机关不是审查对象而是审查主体，审查对象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主要是地方性法规），这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习惯于纵向权力制约有密切关系。梁鹰：《备案审查工作的现状、挑战与展望——以贯彻执行〈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为中心》，载《地方立法研究》2020年第6期。
[26]2003年3月孙志刚在广州被错误收容并被殴打致死，5月14日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对国务院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6月18日国务院自行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曾形象地把这种备案审查工作形容为鸭子浮水，意思是虽然从水面看鸭子保持不动，但是鸭子的脚在水下还是很忙的。
自己撤销也不宜张扬，内部彼此知晓即可，如果实行公开化，其他国家机关均知晓其自我撤销行为，会令其在同行面前没面子，如果全社会都知晓，更会令其在老百姓面前没面子，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展开，降低了国家权力的威信。不过，我国合宪性审查过程的不透明现象正在发生改变，从不公开到逐渐公开。但在规范性文件审查中，被审查的对象却是相对具体的，如果某个规范性文件被撤销了，可能会有损制定该文件机关的面子，而经过沟通后自己撤销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面子。对不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范围的，依照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的有关规定转送其他机关处理。
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一个立法大跃进的阶段，如沿海有个省的立法规划提出一个‘大盘子，建立‘本省的法规体系。[17]笔者认为，备案审查中的政府上下级之间可以做合理性审查，在此不应将备案审查等同于合宪性审查或合法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应是备案审查的一部分（主要部分）。
因为，对两院组织法修改草案的审查实际上是审查法律草案，而法国的事先审查是在法律由议会通过后、总统签署生效前，立法机关之外的机关（宪法委员会）对法律（而非草案）作出的审查，二者是有明显差异的。从目前来看，审查的重点首先是地方性法规，其次是行政法规，最后才是法律。
[9]从这些介绍来看，备案审查的对象主要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并不包括法律。这与其分权制衡的政体是吻合的——最高权力机关，如国会、总统、联邦法院都是美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模式呈环形相互制约。
